那句“今天，很好”像一颗被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在我心底漾开圈圈涟漪，却在触及岸边前，悄无声息地沉没了。沈恪依旧是那个沈恪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忙于一个跨国并购案，早出晚归，我们甚至连照面都打得很少。
那短暂的、近乎温和的沈恪，仿佛只是高压焦虑下，我臆想出的海市蜃楼。
画室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。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作，开始尝试将那些抽象的、压抑的情绪，转化为更具象、更有故事性的画面。我画被藤蔓缠绕的玻璃花房，画在深海下挣扎呼吸的光，笔触不再仅仅是宣泄，多了几分笨拙的探索。
这天下午，我正对着一幅刚铺完大色的画稿发呆，门铃响了。
不是沈恪，他有指纹。也不是预约过的任何人。
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身影——王建国，我的父亲。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，头发梳得勉强整齐，手里拎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分量的、土气的红色塑料袋，局促地站在门外，眼神躲闪。
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背脊抵住冰冷的墙壁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无数的疑问和瞬间复苏的恐惧攫住了我。
门铃又响了一次，带着一种不依不饶的固执。
深吸一口气，我猛地拉开门。冷空气灌入，我和门外的王建国，隔着门槛，无声地对峙。
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鬓角白了，脸上是被生活磋磨出的沟壑。看到我，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迅速黯淡下去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没发出声音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的声音干涩发紧，带着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冷硬。
“媛……媛媛，”他终于挤出声音，带着浓重的小心翼翼，“我……我打听到你住这儿……你奶奶，她腌了点你爱吃的酱菜，非让我给你送来……”
他举起那个红色的塑料袋，里面是几个密封的玻璃罐。
我看着那几罐酱菜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。奶奶……那是这个家里，唯一还记挂着我口味的人。
“放着吧。”我侧开身，示意他放在玄关的置物台上，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。
王建国愣了一下，脸上掠过一丝受伤，但还是顺从地走进来，弯腰，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放在光洁的台面上，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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